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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新规将加速金属资源大循环

日期:2026/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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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4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不再使用“梯次利用”的概念,并明确禁止将废旧动力电池直接或加工后用于电动自行车等领域。

中国的动力电池回收行业正站在规范化发展的关键节点。据测算,2025年国内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超40万吨,到2030年将超过100万吨。

因此,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发展,废旧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将有望成为产业健康发展和金属产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

退役潮与监管升级

政策语义的根本性调整

动力电池的规模化退役已成为现实的紧迫挑战。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397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心脏”——电池正批量进入生命末期。还有业内人士预测,到2030年,全国退役动力电池量将超过600万吨。

面对巨大的“退役潮”,行业却长期处于“小、散、乱”的困境。废旧电池回收秩序混乱,大量电池流入了“小作坊”等非正规渠道。以三元锂电池为例,“小作坊”的收购报价往往比正规企业高出约15%,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

正因如此,新规的出台带来了颠覆性的语义调整。《办法》明确不再采用“梯次利用”的概念。这并非是禁止退役电池的二次应用,而是为了从根本上划清质量与安全的红线。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过去市场上的“梯次利用”电池产品有符合质量标准的,也有不符合的,企业和消费者难以判别。《办法》强调,不论以何种方式生产的电池产品,都必须符合应用领域的强制性质量标准。

为实现这一目标,新规建立了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这意味着每一块电池从生产、使用到回收的每个环节都将被精准记录与追踪,形成全链条、可溯源的闭环监管。

金属与再生行业重塑

从“城市矿山”到战略资源

新规的实施,其影响不止于规范回收市场,还将改变上游金属资源供应和下游再生资源行业的格局。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国,对锂、钴、镍等关键金属的需求巨大。但公开数据显示,我国锂、镍、钴等金属资源的进口量与消费量的比值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等机构数据,近年来中国锂、钴、镍的消费量约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这形成了一个尖锐矛盾:我们是全球最大的消费者,却不是资源的拥有者,供应链安全风险突出。新规的目标,正是将退役电池从潜在的“环境负担”转变为可靠的“城市矿山”。

根据测算,从600万吨退役电池中可以提取大约数十万吨碳酸锂及其他金属。这不仅能够直接降低关键金属的对外依存度,还能增强中国在全球关键金属市场的定价话语权。

这一变革与更高层面的国家资源战略形成了紧密协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有色金属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5—2026年)》明确提出,到2026年再生金属产量要突破2000万吨。动力电池回收新规,正是确保钴、锂、镍等关键再生金属流入正规渠道、支撑这一目标实现的关键保障。

市场的反应迅速而有力。龙头企业正在加速布局,构建“从废料到原料再到材料”的闭环产业链。

格林美作为行业巨头,2025年前3个季度回收拆解的动力电池达到36643吨,同比增长59%,并与全球超过1000家汽车及电池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邦普循环(宁德时代旗下公司)的宜昌产业园,已建成全国首条10万吨级磷酸铁锂电池循环利用产线。该项目每年可回收15万吨废旧动力电池,生产6万吨磷酸铁、1.5万吨碳酸锂和1.5万吨再生石墨。其锂回收率达到93.8%,镍钴锰回收率高达99.6%。

同时,行业正经历深刻的洗牌。新规抬高了技术、环保和资本门槛。相当一部分从事锂电池梯次利用的企业,近期已经开始转型。过去依赖不规范操作的“小作坊”式的企业将被加速淘汰,资源将向技术能力强、环保标准高、管理规范的行业骨干企业集中。技术竞赛的核心,正围绕低碳化(降低回收能耗)与高值化(提升再生材料纯度)两个维度展开。

“两新”“两重”与全球规则

构建内外双循环新格局

动力电池回收新规并非孤立存在,它与国家推动的“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以及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形成了强有力的协同效应。

一方面,“设备更新”和“以旧换新”政策将加速新能源汽车的迭代,直接为回收体系带来更早期、更大量的动力电池原料。另一方面,新规保障的再生金属资源,又为“重大项目建设”和构建“国内大循环”提供了关键的资源支撑。

政策协同的闭环逻辑清晰:通过“以旧换新”刺激消费和更新——产生大量废旧电池——通过强监管新规确保其规范回收——提取关键金属资源——资源反哺国内制造业和重点项目建设——最终减少对外依赖,增强国内大循环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在国际层面,中国的政策调整也体现出与全球绿色贸易规则的主动对接。欧盟于2025年全面执行的《新电池法》,构建了 “数字身份+碳足迹+责任延伸”的三维监管体系。其要求电池公开全生命周期碳足迹,并对不符合碳强度标准的产品征收关税,这对中国电池出口构成了新的“绿色壁垒”。

中国的新规,特别是“数字身份证”制度,恰好为此提前布局。它为企业建立碳足迹追溯体系打下了数据基础,推动头部企业如宁德时代、亿纬锂能等通过区块链溯源和低碳制造技术,成功将出口欧洲电池的碳强度降低25%,规避了潜在的碳关税成本。

这表明,中国的电池回收新规不仅是对内规范市场、保障资源的工具,更是应对国际竞争、推动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战略举措。

随着新规的施行,每一块动力电池的“数字身份证”都将成为其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核心。从江西、广东到四川,大型电池回收项目正在加速落地。这场由政策驱动的深刻变革,最终将把数百万吨的“退役潮”转化为支撑国家资源安全与绿色发展的“新蓝海”,真正实现“从绿色制造到制造绿色”的产业变革。(中国冶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