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市洗牌在即，钢铁业仍有哪些“绿色门槛”需要跨越？

2026年，一场关乎中国钢铁企业生存逻辑的绿色变革正式拉开帷幕。

日前，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为《通知》），首次将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大高耗能行业纳入碳排放配额全流程履约管理。

“这意味着，从2026年开始，钢铁企业将真正步入碳市场的实质性履约期，碳排放管理已跨越单纯的行政合规门槛，全面进入资产化新阶段。钢铁企业首要关注的应是配额分配逻辑的底层演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碳中和研究中心主任蒋雪梅在接受《中国冶金报》记者采访时指出，2024年—2025年作为过渡期，政策设计初衷是“平稳入场”，配额发放多参照历史强度且存在较多豁免空间。但到了2026年，随着基准值的逐年收紧及强度弹性制向总量硬约束的过渡，碳配额分配可能由盈余转为稀缺。

这场变革来得并不突然，却影响深远。作为占重点排放行业，钢铁行业的入市将显著改变碳市的供需结构。蒋雪梅指出：“企业必须利用数字化手段精准测算每一条生产线在基准线法下的相对竞争力，将碳排放成本精准分摊至单位产品成本，重构产品定价模型，否则可能面临利润被碳成本蚕食的风险。”

在这场不可逆转的全行业绿色洗牌之中，钢铁企业仍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又有哪些“绿色门槛”需要迈过？

数据短板正成为

钢企入市的“阿喀琉斯之踵”

碳市场的有效运行，依赖于准确、有效的碳排放数据。在前不久结束的全国两会上，“碳排放统计核算”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通知》也强调“加强重点排放单位数据质量管理”。但钢铁企业进行碳数据管理的现实情况如何？

蒋雪梅坦言，相较于排放源相对单一的电力行业，钢铁行业的MRV（监测、报告、核查）体系构建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道工序、多种能源互转及复杂的含碳物料投入，对碳数据的颗粒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现状来看，大型头部钢企已具备较强的数字化监测基础，但中小型钢企在计量设备精准度与核算边界一致性上存在显著短板。特别是在二次能源（如副产煤气、余热余压利用）的能量平衡计算上，碳核算结果存在较大误差。“这在严苛的第三方核查面前将成为巨大的合规风险。”蒋雪梅指出。

更令人担忧的是复合型人才储备的严重匮乏。钢铁碳核算不仅需要懂冶金工艺的工程师，还需要懂温室气体核算准则的专家，以及理解碳金融交易逻辑的交易员。蒋雪梅指出，随着企业工艺技术与能源效率的不断提升，如果继续依赖缺省值将导致排放数据虚高，会直接导致企业面临超额的碳配额缺口，在履约时则需要承担额外的成本。

此外，数字化监测手段的滞后也限制了企业的响应速度。蒋雪梅指出，多数企业的碳数据仍处于事后统计阶段，缺乏实时在线监测与预警能力。在应对国际贸易壁垒时，如果无法提供透明、可追溯、基于实测的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数据，中国钢铁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将大打折扣。

“补齐自动化表计升级、碳管理软件部署及专业人才培训这三块短板，是钢企入市的当务之急。”蒋雪梅强调道。

建立碳收益反哺机制，

让“减碳不减利”成为可能

随着碳配额逐步收紧，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将逐步向企业内部转移，平衡技改投入与低碳收益之间的关系，正在成为决定企业利润曲线的关键变量。如何能实现“减碳不减利”呢？蒋雪梅认为，企业必须从工艺重塑与系统能效提升两个维度发力。

首先，加快推进工艺结构“长改短”的战略转型。“企业应加速淘汰落后产能，提升废钢循环利用率，利用短流程炼钢大幅稀释单吨钢产品的排放强度。”蒋雪梅表示。

其次，能效管理必须实现从单体设备节能向系统能效集成的跨越。传统的节能往往盯着锅炉或风机等单体设备，而未来的方向是利用数字化技术构建全厂能源协同网络。通过对高炉煤气、转炉煤气的高效回收与热能耦合利用，提高余热余压回收效率，实现能源在工序间的动态平衡。

蒋雪梅举例说，水城钢铁通过六盘水地企联合方式，建设了先进的余热回收系统，利用钢铁生产的余热为周边社区供暖，不仅减少了碳排放，还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了居民供暖成本；宝武特冶4.463兆瓦光伏电站、10兆瓦/30兆瓦时储能电站于2025年初正式投产运营，实现了高端钢材生产制造和光、储绿电的深度融合。

从长期来看，钢企也需要投身于氢能冶金、碳捕集封存与利用（CCUS）等低碳前沿技术的研发储备。虽然这些技术目前面临投资成本高、收益不明确等痛点，但它们是绕过碳配额限制、构建长期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企业应探索建立碳资产收益反哺研发的循环机制，将碳交易赚取的利润或节约的碳成本投入到绿色低碳技术的攻关中，形成‘技术驱动降碳、降碳创造价值、价值反哺技术’的良性循环。”蒋雪梅建议道。

科学制订交易策略，

避免“临渴掘井”

作为碳市场扩围后的首个实质性履约窗口，2026年碳价中枢上移已成为确定性极高的事件。“初步预测，碳价将呈现台阶式上行、季节性脉冲的特征。”蒋雪梅指出，特别是随着履约截止日期的临近，由于大量钢企可能存在的“踩点”操作，市场将触发明显的“潮汐效应”，导致碳价在短时间内急遽飙升，增加企业的履约成本支出。

对此，蒋雪梅建议企业要提早制订科学的交易策略，避免“临渴掘井”，尽快建立起交易团队，在非履约期市场流动性较低、价格处于回撤区间时，分步小量建立底仓配额，通过时间跨度摊薄采购均价。

同时，企业也可尝试挖掘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的抵消价值。根据政策，企业可使用不超过5%的CCER来抵消配额压力，因此，可提前布局林业碳汇、甲烷利用等项目，锁定低成本的抵消资源。

在碳交易之外，企业也应该积极尝试使用绿色金融工具，为企业低碳转型寻找“资本润滑剂”。蒋雪梅认为，碳排放权质押融资可能是钢铁企业可以使用的门槛最低、见效最快的工具。“钢铁企业手中持有价值数亿元甚至数十亿元的配额，这属于优质的‘绿色动产’。通过将这些‘沉睡’在注册登记系统中的配额质押给银行，企业可以获得利率低于普通商业贷款的流动资金，专门用于节能技改项目。这不仅解决了融资难问题，还让碳配额产生了实实在在的财务收益。”蒋雪梅进一步解释道。

同时还有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债券（SLL/SLB）。这类金融工具的激励约束机制很明确——不限制资金用途，但会将贷款利率与企业预设的碳减排目标（如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挂钩。如果企业达成减排目标，利率将下调，反之则上浮。这为企业提供了强烈的降碳动力，同时也向资本市场传递了积极的转型信号，有助于提升企业估值。

此外，转型信贷与绿色租赁也是中小钢企更新高效低碳设备的重要工具。企业可以通过绿色租赁模式引入先进的余热发电或高效节能电机，以未来产生的节能收益或碳资产增值来偿还租金，实现零首付绿色升级。

“这些金融创新工具将有助于钢铁企业实现碳资产与金融资产的灵活转换，将绿色压力转化为财务红利。”蒋雪梅说。

三级联动打破中欧跨境碳交易壁垒

随着2026年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进入强制征收阶段，全球碳市场正摆脱以往各自发展、相对割裂的状态，加速迈入“规则对接+成本联动”的深度绑定新阶段。

蒋雪梅认为，一方面欧盟碳价与监管规则通过外贸渠道向国内传导，形成显著的成本倒逼效应；另一方面国内碳市场加速扩围、强化数据监管，与国际碳市场形成双向适配、双向倒逼的转型态势。

但当前中欧碳市场政策对接仍面临诸多现实层面的硬核挑战。“核心源于双方制度设计的底层差异和实操环节的多重壁垒。”蒋雪梅说道。一方面，双方在总量控制模式、核算边界、碳价形成机制、MRV核查标准等均存在明显分歧，巨大的碳价差更是导致企业面临碳成本双重计算的压力；另一方面，核算方法学、核查资质、碳足迹认证缺乏国际互认，碳资产跨境流通规则尚处于空白，都成为打通跨境交易的主要障碍。

“要想破除上述诸多壁垒、实现中欧碳市场跨境交易互联互通，必须构建国家、行业、企业三级联动的筹备体系。”蒋雪梅分析认为，在国家层面，需聚焦规则互认、数据治理与市场协同，对标国际完善制度设计，加快立法与监管对接；在行业层面，要制订统一实操细则、搭建碳数据共享平台，推进行业低碳技术升级与标准落地；在企业层面，则需筑牢数据合规根基、优化碳资产管理与交易策略，强化合规风险控制与团队建设，练好“内功”适配欧盟规则。

17%“军令状”下的发展平衡术

在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累计降低17%”被确定为“十五五”时期国家“双碳”战略的硬约束指标。

“17%不仅是一个数字，还是‘十五五’时期国家碳中和路线图下的‘军令状’。”蒋雪梅说道，“碳市场则是将这一宏观目标转化为微观成本的核心传导装置。17%的指标会拆解为行业配额总量收紧、基准值逐年下调的实操要求，同时碳市场的价格信号、MRV核查监管、履约惩戒机制会同步发力，推动减排压力精准传导至生产线，倒逼企业优化用能结构、淘汰低效产能，把低碳减排嵌入生产经营全流程。”

如何平衡国家碳减排要求的刚性与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韧性？蒋雪梅认为，关键要坚持“刚性约束+柔性适配”的调控思路，避免“一刀切”式减排制约产业发展。一方面坚守减排底线，依托碳市场优化配额分配、完善抵消机制，用市场化手段引导资源向低碳高效产能集聚；另一方面兼顾钢铁行业的基础产业属性，给予技术改造、短流程炼钢等低碳升级过渡期支持，通过绿色金融、财税补贴分摊转型成本，鼓励企业布局高端低碳产品、提升能效水平。

“实现减排目标与产业提质、稳链保供要协同推进，让低碳转型成为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而非阻力。”蒋雪梅在接受采访时最后说道。（中国冶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