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以内循环为主体是我国迈向经济强国内在的必然选择
“近一百年，世界经济强国都以内循环为主，发展较好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以外循环为主，但是一旦步入世界经济强国范畴序列时，又会转为以内循环为主。”3月30日，在由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主办的2024（第十五届）钢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研究员、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做主题报告《新格局下，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特征、新成就》时指出。
他立足国际视野，深入解读了我国“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内涵要义，回顾了我国经历的经济循环阶段和近10年国民经济运行的积极变化，并深度解析了新格局下中国对外开放呈现的新特征和取得的新成就。
黄奇帆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的新格局是我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优势发展经济的内在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强国梦的必然选择，并非因中美贸易战、脱钩断链或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被外界倒逼、承压所致。尽管2017年以来，美国对我国加关税、搞撤资、“小院高墙”搞科技封锁，不但没有把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打下去，而且我国连续7年进出口比重始终保持在每年38%左右，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活力，体现了我国双循环框架比例结构的稳定性和合理性。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已经悄然生成
在黄奇帆看来，2016年以来，我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的新发展格局的框架比例已经悄然生成。
黄奇帆认为，新发展格局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框架比例结构，二是5个方面的内涵要求。所谓框架比例结构，是指进出口贸易（货物贸易加服务贸易）占GDP比重达到60%以上，即为以外循环为主体的经济；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在40%以内，即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经济。“现实中，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中存在外循环，外循环为主的经济中也有内循环，所以，国内国际双循环始终并行存在。”黄奇帆表示。
黄奇帆回顾了我国从外循环为主转为内循环为主的历史过程——
1980年以前，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中国完全依靠自力更生，彼时外循环占GDP比重不到10%，是比较绝对的内循环发展阶段。
1980年以后，我国积极推进改革开放，通过“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贸易方式，快速融入全球化，GDP一举从2000亿美元提升到2020年的18万亿美元，40年涨了90倍。到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达到了71%。彼时，我国已然是以外循环为主体。
2022年、202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均为38%左右。对于从71%降到38%，大幅下降的外循环比重，大家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是由于贸易战、撤资脱钩、“小院高墙”等外界打压，以及疫情下进出口贸易的供应链断裂的影响，导致进出口贸易的萎缩。“其实不然，早在2016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就已经下降到38%。”黄奇帆表示。
为什么10年时间下降了33个百分点？黄奇帆分两个阶段来分析原因：一是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进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一方面，美国、欧洲国家在经济危机冲击下，购买力下降，中国的进出口受到较大影响；另一方面，为了稳住经济发展，国家拿出4万亿元实施内需驱动，抵消对冲缓和了全球金融风暴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保持了GDP相对稳定的增长。到201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降到了55%。二是2010年以后，我国劳动力成本、各种要素成本增加，加上生态环保的约束增强，国内外各方面的边际条件都发生了改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审时度势、顺势而为，提出了国民经济发展新常态，确立了以内需为主拉动经济，并着力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扩展经济的内生动力。我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进一步逐年下降，2016年降低到了38%，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悄然形成。黄奇帆表示：“今后10年、20年，都将继续保持这种发展框架。”
国民经济“五脏六腑”适应内循环为主需要一个过程
“过去几十年我们都以外循环为主，目前要真正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国民经济的‘五脏六腑’适应这一新格局需要一个过程。”黄奇帆强调，要适应内循环有五件事要做，也是新发展格局的五大内涵。
第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形成自立自强科技创新能力。我国科研开发投入从1990年的121亿元到2023年的3.3万亿元，增加了270多倍。“其中，95%的投入是用在了引进、消化、吸收的外循环过程中，从无到有的原始创新的科研费用只占全部科研经费的5%。”黄奇帆表示。
因此，党中央明确“十四五”到2035年期间，中国原始创新的科研投入到2025年达到全部研发费的10%，到2030年达到全部研发费的15%，到2035年达到全部研发费的20%。“发达国家尽管原始创新走在我们前面，但过去几十年仍然每年把全部研发费用的20%用在原始创新上，我们恰恰在这一块做得不到位。”黄奇帆表示。
第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国是有14亿人的天然大市场，但存在一些堵点使得中国大市场碎片化，循环不够畅通，影响资源优化配置。如某地做了一项好产品，各地便会跟进，过几年就陷入过剩，接着便要去产能、去库存；保护落后，如大部分城市都选择当地或该省制造的车辆作为出租车，不论车的质量如何，这里面就是碎片化的分割市场。2019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30条政策均是为了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管理方法调整以及改革开放，实现统一大市场。
第三，要通过扩链强链补链，形成“一头在内、一头在外”，上中下游产业链垂直整合一体化的制造业体系。推动加工贸易从过去“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转变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实现产业链上、中、下游70%~80%零部件在中国本土集群化生产，打造水平分工加垂直整合一体化的产业链集群。黄奇帆表示，加工贸易的GDP转化率一般只有12%左右，这12%包含工人薪酬、企业利润、生产资料折旧及各项税费，效益是不高的；70%~80%零部件在中国本土制造，其劳动力就业、利润和税收都留在了中国，带来的GDP转化率达到32%左右，大幅提升了效益和质量。
第四，要提高最终消费（老百姓消费+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要显著提高。过去三四十年，中国最终消费只占GDP拉动力的40%，其中老百姓消费占比为30%多，原因就在于老百姓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0%左右。而世界发达国家内循环的最终消费拉动GDP都在55%~60%。“到2035年，我们要力争将中国的最终消费拉动GDP的比例提高到50%~55%，就要通过增加就业、提高工资水平、解决教育卫生文化住房等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提高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黄奇帆表示。
第五，要更高水平的开放、更深层次的开放、更宽领域的开放。近10年，这“三个更”具体表现为五大特征。
一是在投资政策上，从过去几十年的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既鼓励引进来，也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投资。据统计，1979年到2012年这34年里，中国境外投资一共约为5000亿美元；而仅在2017年到2021年这5年时间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就达到了约7700亿美元。引进来、走出去双向投资的特征已经很明晰地显现出来了。
二是在贸易政策上，从过去几十年的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近10年，一方面，我国稳步降低关税水平、稳步扩大进口；另一方面，自2018年起每年在上海举办超大规模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欢迎跨国公司把好产品出口到中国来。
三是在区域开放政策上，从过去几十年的沿海地区开放为先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2010年以前，我国各类国家级的开放措施都是从沿海开始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任何新的开放措施，都是东西南北中一体化开放。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这10年一共批了22个自贸区，其中7个在沿海、7个在中部、7个在西部，外加1个海南岛。2010年以前，中国所有70多个保税区，跟中西部无关；2010年以后，全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增加到168个，覆盖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其中中西部地区批了60多个，东中西遍地开花。
四是在产业政策上，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以往，中国引入的外资主要集中在工业、百货、建筑业和房地产等产品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领域，对金融业、服务贸易等无形领域，如外资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和证券公司，以及教育、医疗、服务业和文化艺术等，在准入前国民待遇、股权比例限制以及营业范围上，内在的约束还有很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对服务业、金融业和工商产业的外资企业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竞争中性等，各种限制都要取消，实现全方位、宽领城、多渠道开放。
五是在全球外贸秩序治理方面，从以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国际贸易国，不管是投资领域还是贸易领域，中国都有重要的影响力和发言权。近10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修改，一起参与谈判确立国际贸易规则中新的制度，所以中国不仅是适应现行的国际贸易规则，还开始介入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和修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这5个新特点，与40多年来的对外开放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在新时代、新格局下，形成了更高水平开放、更深层次开放、更宽领域开放的新特征。”黄奇帆表示。
中国对外经济出现3个趋势性、结构性、非常具有潜力的良好势头
黄奇帆指出，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对外经济出现了3个趋势性、结构性、非常具有潜力的良好发展势头，这是中国力量、中国优势发挥作用的结果。
一是出口产品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具体来说，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新世纪初，中国工业出口产品始终保持着一个特点，即70%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轻工、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玩具等，剩下30%是机电产品。然而，到了2022年，中国的出口总量达到了惊人的3万亿美元，与2010年的1.6万亿美元相比，翻了一番左右。在这些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和电子信息等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产品占比高达90%；与之相反，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只占10%。
这意味着，在3万亿美元的出口中，有2.7万亿美元是机电产品、电子类产品和其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轻工纺织产品仅占3000亿美元。这一转变显示了中国在过去约10年中，机电产品出口量从2010年的9000多亿美元增长到了27000多亿美元，增长了近3倍。这一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制造业在规模效应作用下大幅度降低的综合成本，使得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装备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具备了巨大的国际竞争力。
他同时认为，中国制造的规模效应会天然地从6个方面降低制造成本，包括摊薄科研开发成本、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物流成本、采购成本、市场开拓成本以及提高劳动生产力。“这6个方面，每一项成本降低5个点，就会使得中国产业链生产的产品成本比欧美降低30%~40%。这不是中国政府对企业做补贴产生的，而是市场规则本身就使得中国大市场具有这样的竞争力。”黄奇帆强调，“这种竞争力的崛起，是时代的进步、趋势性的进步，是不会逆转的。”
二是进出口贸易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加工贸易曾是中国外贸的“半壁江山”，占进出口的比重最高达50%。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最突出特征就是，它的原材料、零部件从国外进口，通过国内浅层次的加工、组合形成产品再销售到国际市场。这种生产方式附加值低，GDP转化率只有12%左右，企业的利润也不高。现在“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实现了原材料、零部件70%~80%在中国本土生产，形成了中国自主可控的上中下游的全产业链集群，生产的产品既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也销售到世界各地。这种全产业链集群化的生产方式综合效益好，使得加工贸易产生的GDP转化率已由12%提高到33%左右。
当下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的比重已经大幅下降，2022年我国加工贸易占进出口总值的20.1%，一般贸易的比重达到63.7%，其余的16.2%为农产品、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加工贸易、一般贸易比重的变化，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制造业生产方式的升级转换。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化，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制造的附加值，推动了中国制造的结构优化，催生了中国产业新技术、新制造、新业态的加速“自主孵化”。
三是引进外资规模逐年增长。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外资引进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一表述似乎与公众的普遍印象相悖，网络上经常有声音称由于政治等因素，外资在中国的存量减少了一半，且年度新增外资几乎腰斩减半。然而，这些声音通常缺乏权威性数据的支撑，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或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不相吻合。
事实上，自2000年加入WTO至2010年，中国平均每年引进外资（FDI）约1200亿美元。2012年至2022年这10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引进的外资约为1400亿美元。
此外，有观点猜测在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前的2012年至2016年外资增长较多，而贸易战发生后的2017年至2022年则有所减少。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在过去5年中，中国平均每年引进的外资约为1580亿美元，超出了这10年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2012年至2016年实际上的年均引进外资约为1300亿美元，而在过去5年里，这一数字为每年1500亿美元以上。
许多人认为2020年至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外资必然下滑，因为新冠疫情限制了出国考察和合资谈判的次数。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这3年期间，中国每年平均引进外资的量达到了1700亿美元。2022年更是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引进外资最多的一年，总量达到1880亿美元。这一年德国总理、法国总统带着企业访华，因为俄乌战争，欧洲能源短缺、成本高，因此欧洲的一些制造业企业就加大了对中国的投资力度，与2021年相比，2022年欧洲对华投资增加了200亿欧元。
以上事实表明，尽管这几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受到冲击，但外资对中国投资不降反增。原因很明显，中国内循环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更深层次开放政策带来的稳定环境，吸引了全球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面对近年来国际相对动荡的困境，跨国公司不得不考虑长远发展，并寻找资源更稳定、市场更巨大的新投资地，中国恰好成为他们的理想选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引进外资的持续增长趋势，这与外界流传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示出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不减反增，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在进一步增强。不管是从投资环境、营商环境讲，还是从资本角度讲，中国依然是全球最佳的投资“热土”。
总之，这3个积极因素，有力表明了在新格局下，中国对外经济在出口产品结构、加工制造方式、引进外资总量3个方面实现了良好的趋势性、结构性、基础性变化，是推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所在、源泉所在。